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一季度增长10%,主要驱动力是来自银行的闲散资金和乐观的从美国的进口额。而美国正处在日益臃肿的经济体的恶性循环中:我们过度依靠税收随通胀调整以及越来越便宜的进口来维持我们的消费。
人民币(从现在与美元8比1)升值的压力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支持者声称这能帮助美国的制造业,可这简直是不合逻辑。美元相对于欧元的贬值(从0.80到1.20)对美国的制造业可以说毫无帮助,对解决失业率也毫无影响。相反地,这些支持者很清楚,如果人民币升值并上市自由交易,则中国将不得不放宽货币政策。而事实上货币和投资政策才是问题的关键,不是制造业。
先看看这个神秘的话题:金钱。在国际经济中,一个国家可以在以下三项中达成两项:开放货币流通,高效的货币政策,或固定汇率。现在中国基本上采用固定汇率——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区间非常狭窄——和高效的货币政策。改变这种现状意味着开放货币自由流入和流出过境。但愿与两个原因中国并不愿这样做。原因一是中国不希望中国的公民们将他们的钱转出国境。另一原因是中国不希望数百家价值低估的中国企业被境外资金并购。中国虽然可以接受一部分企业被并购的,但同时也尽可能地控制它们。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Carlyle Group对一家建筑器材公司的并购——中国政府叫停了交易并要求Carlyle承诺将不向竞争对手出售公司的股权,而实际上这正是Carlyle所希望的。
这里的原因其实很清楚:中国既不希望富足的公民将钱转出国境到更安全的市场中去,又不希望发生经济的“撒切尔化”,也就是将价值严重低估的资产放到开放市场上被收购。想要改变这种状况的话,中国需要拥有一系列活跃的内部资本市场,并且银行需要向储户支付与通胀率相近的利息。而如果依据Starbucks(星巴克)的定价标准,在沿海城市这个利率接近每年10%。
然而,现实中发生的却恰恰相反: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以说是个腐败的污水坑。中国的企业定期的发布基于虚假数据的投资公告和消息,以期搜刮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法令,要求在很多项目中引入境外投资,只是为了减缓这种日复一日的对大众投资人的欺诈。中国迫切需要制定类似1933年证券法的法案,来建立准则以约束股票对公众的发行——不可否认,1933年证券法奠定了美国的证券业的基石,因为它所要求企业所披露的信息正是投资人和金融分析师们制定交易策略的基础资料。只有这样,中国政府才能建立投资人对中国的信心和兴趣。
很明显地,中国还需要一个高效的债券市场,在美国,债券市场已经在规模上超过了股权市场,提供类似抵押证券及抵押债权等品种的交易。一个开放的债券市场将导致企业不再需要向中央政府的银行体系——四大国有银行——寻求发展所需要的资金。
这三个因素的结合——立法的需求,上海交易所的改革,和对债券市场的需求——意味着中国政需要进行一次深刻的改革,而且越快越好。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将上海重建成中国金融业的芝加哥。香港已经确立了它作为高端交易市场的地位,因为它的管理更规范,自然表现也更出色。然而,中国迫切地需要一个能够在股权交易上媲美香港市场的证券市场,而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制造业的中心,无疑是承载这个市场的最佳选择。这样做的成本不会太高,最简单的步骤就是建立一个概念——建立债券市场,包括二级抵押市场,并将交易场所设立在上海证交所。
这样做应该立竿见影——因为中国正处在房地产投机的阶段,因为其他投资渠道不是封闭的,腐败的,就是增值速度难以置信的缓慢。实际上,由于地价的迅猛增长,储蓄所得的2%利息越来越让人啼笑皆非。当储蓄使你每年越来越穷的时候,还有什么理由去这么做呢?
只要能建立一个规范管理的干净市场来交易债券品种,上海的财富将迅速累积,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二大金融中心,一个与全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域息息相关的中心。这还将带来另一好处——这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将有可能提升它们的市场价值,以便最终进入国际市场。
能否发行债券或规范证券市场,这是中国以公平合理的姿态迈入国际经济舞台的关键步骤;另外,为债券交易建立一个高效的金融中心将完成中国经济拼图中缺少的至关重要的一块。
摘自:Stirling Newberry&aposs Diary